股票推荐平台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想去延安，毛主席提出3项条件，他为何拒绝？

发布日期：2024-08-28 09:52    点击次数：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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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陈独秀，他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具争议，个性鲜明的人物。

他是中共的创始人，却被中央开除了党籍；

国民党频频向他示好，他却说自己与蒋介石不共戴天。

陈独秀

1937年他出狱时，曾想要去延安。

然而当毛主席向他提出了三项条件后，他又严词拒绝。

毛主席究竟提出了怎样的条件？陈独秀又为何落得个“不被国共两党所容”的结局？

三项条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独秀以笔为枪，撰写大量文章，尖锐批评国民党政府。

特别是对当局在日本侵略面前的软弱表现深感愤慨，呼吁民众觉醒，自我救赎。

此举激怒了国民党，令其成为当局的眼中钉。

1932年秋，这位共产党早期的重要人物，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

陈独秀入狱期间，仍有很多人前来看望。

1935年夏，画坛巨匠刘海粟来探视，请求墨宝。

陈独秀挥毫泼墨，留下了“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对联。

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磊落胸襟与不屈意志。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因抗战时局紧迫，释放了陈独秀。

陈独秀重获自由之后，一度想要到革命圣地延安去。

他通过中间人，向中国共产党在南京的代表传达了意愿，并表示自己已与托派划清界限。

陈独秀对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达了认同，愿回到党的旗帜下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共对陈独秀的这一转变，也给予了积极回应。

毛主席公开表示，只要陈独秀等人表示悔改，那么与他们的携手共同抵御外侮，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立场也得到了，当时中央日常工作负责人张闻天的支持。

基于此，中共中央向陈独秀，明确了合作的三点前提条件：

第一，公开反对托派的一切理论与实践，正式宣布与托派组织断绝联系，同时承认过往加入托派的错误；

第二，公开表示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三，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对统一战线拥护的诚意。

只有实现这三个条件后，双方才能进一步考虑更深层次的关系问题。

毛主席提到的“托派”是什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又为何会选择加入“托派”呢？

这就要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开始说起。

加入托派

1919年春，列宁在莫斯科高举起共产国际的大旗，旨在团结全球工人阶级，构建一个统一的战斗堡垒。

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共产国际的成立，为的是加强各国共产党组织的协作，凝聚力量。

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命运紧密相连，在某种程度上，苏共就是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在其初创阶段，受益于共产国际的援助，得以迅速成长。

然而，共产国际在考量国共合作时，往往是从苏联的战略利益出发，因此更倾向于支持国民党。

在国共关系紧张之际，共产国际倾向于对国民党做出妥协让步。

希望通过维持国共合作的表面和平，留住国民党继续参与反帝斗争及其在中国代理人的斗争，从而间接缓解苏联面临的国际压力。

至于陈独秀这边，他一直秉持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

他坚信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尚且薄弱，农民阶级组织性不强，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既非现实也非必需。

在他看来，应当优先协助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掌权，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待资本主义体系成熟，工人阶级力量壮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才会成熟。

这一观点与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中的立场有交集，但也有分歧。

这种理论导向，最终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

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以及陈独秀，都陷入了深刻的反思。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未能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对革命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

然而陈独秀则认为，正是他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政策，才导致了失败结局。

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应独立行动，远离并制约蒋介石。

甚至考虑退出国民党，寻求党际间的外部协作。

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否定。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还亲自前往广州，与蒋介石谈话，达成了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活动的共识。

陈独秀对大革命失利的反思，让他对共产国际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这种情绪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达到了顶点，他在此会议上被解除了党内职务。

紧接着在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陈独秀却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和邀请。

在陈独秀深陷困顿与反思的时期，苏联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的著作，意外闯入了他的视野。

令他惊讶的是，托洛茨基早在大革命失败之前，就已尖锐地指出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战略的不当指导。

在革命受挫后，托洛茨基更是直言斯大林需为失败担责。

这样的言论，让苦闷已久的陈独秀找到了共鸣，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慰藉与方向。

托洛茨基

因此1929年9月，陈独秀联合彭述之等人，正式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也就是后来所称的中国“托派”。

尽管这是他个人思想探索的结果，却不幸地将他引领上了一条，与自己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相悖的道路上。

由于陈独秀的立场，与中共六大制定的方针政策出现了分歧，加之他积极参与托派活动，固执己见。

中共中央在1929年11月做出决定，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

遭受污蔑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独秀为了抗日大局，也赞成国共合作，全力支持由国民党主导的抗日战线。

他为此四处奔走，竭力呼吁团结抗敌。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与托派开始分道扬镳，最终彻底决裂。

然而，当陈独秀得知毛主席和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时，心中十分不满。

他拒绝登报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甚至声称：“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

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中共高层，为陈独秀的回归做了大量工作。

然而1937年11月，王明与康生带着共产国际的指令归国。

他们指责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毛主席在洛川会议中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联合所有非汉奸势力共同抵抗侵略。

这正是王明将“汉奸”标签，强行贴在陈独秀身上的动机。

为了阻止陈独秀重返党内舞台，王明不惜采取诬陷的手段，将陈独秀描绘成背叛民族的“汉奸”。

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到延安并参与工作，实际上是矛头直指毛主席。

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

实际上就是主张中共，应完全服从于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这意味着放弃中共自身的独立性和领导权。

而毛主席的态度，与他截然相反。

毛主席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认为这是保持党的独立性与革命方向的关键。

因此，王明的举动看似是对陈独秀的排斥，实则是为了强化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力，削弱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当陈独秀得知自己被污蔑为“汉奸”后，既震惊又愤怒。

他误以为这是中共中央的态度，因此与组织之间有了误会，关系破裂。

1938年11月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没有了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失势。

在这之后，周恩来数次试图通过中间人，邀请陈独秀到延安来。

但每一次，都被陈独秀婉拒了。

铁骨铮铮的政治斗士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跌宕坎坷。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此话放在陈独秀身上非常贴切。

陈独秀年幼时，便是这样一个倔强的性子。

陈独秀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因为早年失怙，便由祖父抚育长大。

祖父陈章旭晚清候选知县，性格严肃古板。

而陈独秀天资聪颖，却倔强刚烈，这样的性格让他与祖父之间摩擦不断。

祖父既恼火又无奈，最终感慨道：“此子将来不成龙便成蛇。”

1897年，陈独秀来到了杭州求是书院，西学的熏陶悄然点燃了他心中追求进步的火焰。

深受康有为与梁启超维新思想的感染，他逐渐萌生了变革图强的信念。

1901年，由于积极鼓吹反清言论，他被迫逃离熟悉的故土，前往日本深造。

自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归国后，陈独秀四处宣扬革命思想，创立爱国团体，高举反帝旗帜。

随后，他加入了由蔡元培、章士钊等人领导的秘密组织，甚至策划过对慈禧太后的刺杀行动。

武昌起义成功后，陈独秀在安徽都督府担任秘书长。

他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图扫除旧制积弊。

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他再次挺身而出反对袁世凯的专制。

结果不幸被捕，险些遭受极刑。

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犹如一道闪电划破长空。

他勇敢地扛起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引领了一场横扫中华大地的文化革新风暴。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灵魂人物，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届总书记。

陈独秀是铁骨铮铮的政治斗士。

在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生涯里，他五度身陷囹圄，却从不畏惧。

1932年他被捕后，并未被困境消磨斗志，反而将这段监狱时光视为学术探索的良机。

在幽暗的囚室中，他埋头于书籍与纸笔之间，致力于提炼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学术精华，决心要为国家和人民留下宝贵的思想遗产。

清高孤傲的书生本色

实际上，在陈独秀出狱后，因他的名声与地位，蒋介石不仅“不计前嫌”，还频频向这块“金字招牌”示好。

1937年8月，陈独秀刚出狱，蒋介石就派背叛中共的军统特务丁默邨前去迎接。

丁默邨安排陈独秀，入住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贵宾居所，陈独秀却拒绝了：“不妥，我出狱后，必招来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一个平民好。”

不久后，蒋介石又通过亲信朱家骅，提出更为诱人的条件。

邀请陈独秀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长，甚至允许他“再成立一个共产党”。

然而，陈独秀的立场坚定不移，态度强硬地拒绝了。

胡适

即使是好友胡适建议他加入国防参议会，陈独秀也毫不动摇。

他直言：“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陈独秀愿意支持政府抗日，但除此之外，他不想与国民党有任何瓜葛。

上海托派组织得知陈独秀出狱后，视他为复兴组织的关键人物，多次恳请他到上海，带领众人重振旗鼓。

然而陈独秀的态度却非常坚决，他用“各奔前程”四个字，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1937年11月，陈独秀致信上海托派临时委员会的陈其昌等人，信中字字铿锵：“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

陈独秀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又是五四运动的领袖；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始创人和五届总书记，却被中央开除了党籍；

他是中国托派的首领，又在抗战爆发后与托派分道扬镳；

国民党欲借其声名，因而示好，他却不屑为伍。

“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

这便是陈独秀的个性，凛然傲立，铁骨铮铮。

然而这个性，也让他穷困潦倒。

晚年在漂泊和病痛中度过，甚至于一向孤傲清高的他，不得不靠亲友的接济生活。

陈独秀去世后，他的老友朱蕴山为他赋诗一首：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陈独秀一生坚持自己的信仰与原则，即便在政治上孤立无援，经济上清贫拮据，也从未改变过清高孤傲的书生本色。

参考文献

尹家民《陈独秀的火气、骨气和运气》

夏明远《陈独秀晚年为何不去延安》

朱洪《王明为何反对陈独秀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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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山东省